这是我十年前写作的一篇小文，早已散轶，也未做保存，所以网上怎么也找不到。前几天和我上海的一位委托人聊天时我突然提到这篇文章，想找出它，但遍搜无果。好在最终还是找到了它。这得感谢一位上海纪委的朋友，他当年为我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栏，并留存了这篇文章。我自己现在读起来，都满满回忆。回忆我走过的这一段路，回忆我逝去的匆匆十年。

 编者按：【且听峰声】专享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刘峰先生富有法律人文理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刘峰团队微信公号：辩护者家园，欢迎关注。本专栏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联系方式电话18613049494

 刘峰：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是律师

大概是几年前，我随手翻看一本杂志，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应该叫做《打错的电话》。

一个在纽约警察局做行政工作的人一天打错了一个电话，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他拨完号码后，对方是一个老人的声音。“你打错了”，老人说，然后啪地挂上了电话。

这个人感到很奇怪，自己根本还没说话，那个老人怎么就知道自己打错了？好奇让他再一次拨通电话。“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了？你打错了！”电话又被啪地一声挂掉。这个人越发好奇了。他不服气，再一次拨通了电话。

“难道又是你吗，我说了你打错了”。电话第三次被果断地挂掉。

我印象中，这个人第四次拨通了电话。而且没有再给老人挂断的机会。而是抢着问他：“奇怪，我一句话没说，你怎么知道我打错了？”接下来两个人成了朋友。这个人也知道了问题的答案。“我必须有个电话”，老人后来说“好让我的律师每个月打电话给我看看我是否还在活着。”其他记忆可能有所偏差，这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一定没错。谁要是愿意，可以搜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篇文章，应该可以找的到。

这个人后来和老人成了朋友，几乎每日都和老人互通电话。老人也确实太需要有人给他电话了。那么平静而又孤苦的生活----总需要有一个人能闯进来。直到有一天，这个人想为这位老人做点什么。于是他选择了老人八十九岁的生日这天。老人好像刚好在这个警察局做过事。他便收集了所有同事的约百人的签名，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生日卡，画了一个大蛋糕。原本是打算邮寄的，太大邮局不给寄。于是他决定自己送过去，顺便初次拜访一下老人。当他按照老人告诉他的地址一路找过去后，敲门却没人应，旁边有个邮差正在忙，得知他是来找这个老人，极为平静地告诉他：“很不幸，他几天前去世了。”

这样的文章，很多人会被感动。而感动的具体原因，大概是这篇文章所透漏着的一种苦涩的人生况味。年迈无依的老人，平时连个电话都没有，他的生活有多孤苦！更令人动心的是这种偶然性。本来互不相识，却因为一个打错了的电话相识成为朋友。突然没那么苦涩了。可是偏偏在第一次要当面拜访时，老人却在几天前去世，再也没有机会拜访。于是，又有了一种更深层的苦涩。

我们甚至会不由地联想到自己，会不会早晚有一天也会成为那个老人？我们从中业已品味出了人生的某一种伤感、寂寞、灭绝，更品味到了其中的荒诞意味和滑稽意味。这篇文章感人的另一深层原因就在于此。读者们在品尝了这种苦涩之味后，又突然意识到，这或者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无可逃遁。这看似是人生的偏门，可是，恐怕更是我们人生的本味。

正因为我是一名律师。这并不是我感触到的全部。老人的那门电话，几乎就是为他的律师而设。如果不是警察局的那个人打错电话和他相识，他的律师是不是就是最后“陪伴”那个老人的人。律师这个职业，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和意义，我突然有了某种更深层的感触。

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哪怕就是临死，其他可以不考虑，却不得不给自己的律师专门留一门电话，好让律师能在每个月的那几天找到自己。是处理遗产，还是处理税务，又或者其他？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想象的到律师在西方国家具备的是什么样的地位。

富兰克林说，在美国只有两种人不可或缺，一是军人，另一个就是律师。用中国成语来说，这一武一文各为半壁江山支撑起了美国社会。前天写了一篇谈法治的文章。何为法治社会的标志，在此可以做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这种律师像军人一样不可或缺，撑起了社会半壁江山的时候。

或者，就像文中的那位孤苦老人，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是律师。这就是法治社会一个更为典型的标志。

写到这里，我对中国社会的法治又多了几分深刻的失落。老人已老，时日不多，但临死都不会忘记法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本身便有着一种巨大的神圣性。法律，是老人活着的时候的上帝。我不由地想到了亚里士多德那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一个要求法治的人，可以被视为是在要求神与理性的规则，但是要求人治的人就附加了一种兽性的成分；因为欲望是一种野兽，而且激情败坏着统治者的思想，即使他们还是最优秀的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不管是官僚阶层，还是民众阶层，今天的中国社会，弥漫散发着的，恐怕绝不是这种神性和理性，而是欲望和兽性。

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通往法治社会之路的艰难。

记得那篇文章的作者，最终以“朋友乃时常亲爱”这句圣经箴言和“微笑”来结束全文。虽然未见着老人，终于有过陪伴。给了老人最后的“亲爱”，确实可以微笑了。我又想起美国那位社会学家莫里.施瓦茨在临死前，在病床上给自己最看好的学生上的最后的课堂。他艰难吐出的经典字句中，有一句，尤为经典：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相爱，或者死亡。

其实真正陪伴他走到生命最后的还是他的律师。如果我是他的律师，除了法律，我一定还会和他聊的别的什么吧。我常说，律师是一份有关担当的职业。那么，与这篇文章里所透露的这一个小小细节，便有了一种深层的感应。

律师，让社会充满理性。

理性，让死亡也充满神圣。

(刘峰 2014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