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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律师:大同世界的梦想和现实—康有为思想研究
2014-1-3 18:20:34
浏览: 作者:刘峰律师

正文:

这是我专门送给在上海一所大学学习的翟亮同学的文章。因为他正在读《大同书》。我怕他读不懂,或者被书中的错误观点影响,所以决定写此一文。这也是对本公号上一篇文章的接应。

这还是我写作的第一篇对历史名人的专门性研究文章。

由于写作时间匆迫,写完后连检查一遍都没有,由于打字导致的一些别字可能会有一些存在。谬误之处,希望翟亮和关注这个公号的朋友们谅解。

权当他阅读的参考。

明天去广西南宁出差,发完它,要睡了。

-----刘峰律师

刘峰律师:大同世界的梦想和现实

—康有为思想研究

一 惊天巨变

中国历史在1840年这一年发生了惊天巨变。

就是这一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基本上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葬礼。在晚清的风云飘摇中,中国历史咔嚓断成两截。前面这一截,叫古代;而后面这一截,称为近代。当封建王朝终于老态龙钟,满目疮日,再也不合时宜,像一个徙步两千年的巨人只能轰然倒下,于是,中国开始了近代史的新生历程。

近代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美学大师朱光潜曾对这句话阐释为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以现代的心智在进行着解读。“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思索,打动现实兴趣,和现实心灵生活打成一片(朱光潜《克罗齐的历史学》)其实,不管是克罗齐的原话还是朱光潜的解读,都意味着历史不是简单的编年,而更是思想的行动和流动。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生命。所以,这“咔嚓”断成的两截,并不是真正的断裂,而是一种演化和过渡。《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称其为“观念的发展”。但这种演化、发展却并不是焕然一新而无迹可寻。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克罗齐也说过,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这大概说明,历史,就好比海面上的波浪,一浪接一浪,后浪推前浪,前浪接后浪,递接而行。而前后浪之间有着相同,更有着不同;有着不同,又有着巨大的相同。历史因素中的规律、传统、力量,将不断地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思想精神而言。

那么,正是从这里,我们开始走进康有为的思想世界。

于是,在走进康有为之前,我们得大概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大抵是从太平天国开始。但洪秀全通过泊来的西方宗教,继而再通过一个被改造的上帝,企图发动农民起义。不管其成功与否,都只不过是近代思想史上极为轻淡的一笔。像《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如果说有,大致上也就那么一点基督教里的“作为上帝的儿女世人皆平等”这样的朴素的平等思想。洪仁轩的《资政新篇》稍显丰富,但也只是零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直到接下来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以及之后的魏源和冯桂芬,出现了改良派和维新运动,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才算真正拉开了序幕。所不同的是,如果说龚自珍的思想集中在对现有旧制度的猛烈批判,那么,魏源和冯桂芳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的批判,而更进一步地在正面建设性原则的提出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说龚自珍依然只是将目光凝视于旧有封建的内部,而魏源和冯桂芬,则成了首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但冯桂芬相比龚自珍和魏源还有不同。如果说龚自珍的头脑中不过是那些“抓狗捕蝇捉蚂蚁”的愤怒和空想,魏源还大体上萦绕在“先平人心疾患”的依稀暧昧和模棱两可中,冯桂芬则更进一步,直接明确地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改良更进措施。

换言之,用中国思想史家李泽厚的话说,所以,如果说龚自珍给较远的晚清(1890-1900初)煽动了浪漫的激情,那么,魏源则给紧接着他的七八十年代留下了现实的直接主张;而冯桂芬的特点在于,他承上启下,是改良派思想的直接先行者,他给接下来的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康有为思想的出现,搭起了一座无比重要的桥梁。

正是这一波接一波的历史的波浪,将直接呼唤出另一波巨浪。

它就是康有为和康有为思想。

二 南海圣人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他的学生梁启超称他出生和成长在一个“事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作为历史人物,他广为人知的是,在清末和谭嗣同等人发动赫赫有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被慈禧太后一并砍了头之后,康有为逃到了国外。辗转于日本、美国、欧洲数国。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宣告灭亡,他才又赶回国。之后定居上海,直到临死前几年从上海迁居青岛。他死的那一年,69岁。在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头衔之余,他还有一个头衔---南海圣人。

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极有意思的头衔。

原因是,他得到圣人这一头衔的,最初还是因为他的自称。据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说:

……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故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门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因此,人皆以“南海圣人”称之。但一半是尊敬,一半是讽刺。

现代人评说康有为,在称之为圣人时,多数都加上引号,以表达对其作为圣人的不怎么认同。康有为到底是圣人,还是庸人,也是后人一个常见的论题。有不少人主要根据康有为的所说和所做提出类比性论据,斥之为虚伪。比如康有为倡导一夫一妻,自己却娶了六个太太。又有逸事说他二十多岁在上海时,好嫖成性,直到后来逃离国内搭上招商局的船时嫖资尚未结清,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债。最后甚至落得个被时人以“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一诗相讥。严肃一点的,列举出了康有为的诸宗罪。比如,其一,利用伪诏骗钱,晚年生活奢靡;其二,鼓吹“中日合邦”,实属汉奸;其三,为谋利益攀附权贵,为摆平弹劾贿赂官员;其四,涉嫌学术剽窃,治学急功近利;其五,“公车”没有“上书”,因为已中进士,担心影响前途,实乃见利忘义。如此列举,还有诸多。

甚至有史料称,与康一样同列清朝遗老的辜鸿铭,就曾经这样忠告过张之洞:“康有为人品鄙劣,计划虚夸不实。”

直到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在评价康有为时,还不忘动用虚伪、丑陋、卑鄙、庸俗、双面、演员、好色淫欲这样的词语。如此一说,康有为不但与圣人毫不沾边,还卑劣无比,简直一股浊气,一滩脏水,其人之恶,无可比拟。

所列康有为诸事是真是假,这里不做历史考据上的刨根问底。那么,就康有为而言,从《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到《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其著远不止此,笔者注),其丰厚的著述,和完整而又体系化的思想构建,尤其是他的《大同书》,又称人《人类公理》,堪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其哲学思想,更是包罗万象,鞭辟入里。单纯从思想史而言,确实也是难得的大家,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巨人。还带出了学生,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梁启超。圣或非圣,或者是另一个话题,无视其思想成就,而紧抓住其圣人称谓,做此评价,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封建咬人文化或小人文化特色之下,让康有为背负的历史委屈。这种文化就像细菌,直到今天,还在侵噬正常的文化肌体。这完全是一种低劣的封建残余,是一种严重的理性缺陷和扭曲。

不提。

三 思想总括

孔子说,三十而立。现代人理解“而立”意指事业有成,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孔子说的而立其实指的是思想、人格的初步建立。康有为的思想恰好成熟在他三十岁左右,具体的历史时段,应该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其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可谓历经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除了前文所述的绝学捐书,闭门谢友,静坐养心,惊呼圣人,更是因为“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的远大志向,让康有为开始其思想的新生和建立。故纸堆和旧文卷确实该抛弃了,可,以何为?俯读仰身,笔记皆经世纬宙之言,周游列国,遍尝西学,继而又给康有为极大的启发。“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于是,渐收西学之书,为将西学之基矣。(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这个时候,康有为只有二十余岁,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视野,这样的志向,这样的领悟力,百年难遇。

康有为年轻时师从朱九江,朱九江当时是广东南海声震南北的名流,四、五岁时便能吟诗作对。甚至曾令两广总督阮元感叹:“老夫当让!”。朱十五岁时在越华书院时曾作辞气鹰扬的新松赋:“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气魄非凡,语惊四座。是当时爱国主义的名流典范。主要传授中国古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学风稳健,态度现实。

如果说康有为年轻时没有受到其师朱九江的巨大影响,那根本不可能。但局势在流动,时代在变迁,相对于老师的影响,当时的时事客观更给了康有为切身的感验。传统经典“究复何用?”的狐疑和困顿渐渐萌生。于是,终于由对长期浸淫的学术传统、思想、生活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对人生意义的彷徨和无所依归,急剧转变,转而讲求西学,开始新的探索。随着中法战争的猛烈刺激,康有为的这种探索和追求终于使其原有心智获得深刻裂变,八十年代中开始了自己对世界整体和人生整体的认识和观点的建立。于是,康有为的哲学开始诞生。从想入非非开始,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

通观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盖有四面。

一是变法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上皇帝书》和《戊戌奏稿》中。其内容涵盖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习风等诸方面,就此提出诸多具体改革方案和主张。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用立宪制代替君主制。这是一种政治改良方案。很显然,这是承继其前以魏源、冯桂芬为代表的变法思潮而来。是早期改良思想的集中概括和纲领政策式的明确提出。

二是托古改制思想。这是对传统的新的阐释。是经世致用的时代运用。所谓的托古改制思想或学术理论,其实质是想通过古典“圣人之道”的新译来论证变法的合法性。这种思想理论的生发有着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深层原因,现实的一面在于当时的变法运动需获得社会支持,尤其是要争取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不搬出古人难以为;而理论原因是,变法维新只是一种局部的有限度的改良,这和他构造的大同理想体系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和缺口,迄待粘合。大同理论,得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溺于传统的士大夫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当时亦颇负盛名的廖季平反古文经学术著作的影响下,康有为发现“公羊说”里面阐明的孔子微言大义和圣人之道正是一把利刃,于是把“公羊说”全盘接了过来。康在早年并未意识到“公羊三世说”的这种巨大功能,甚至还写过一些反对著作,如《何氏纠谬》、《教学通议》。对公羊说的态度转变之后,上述著作被康有为一并毁弃。重新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新作品一抛出,震惊当时学术界。于是,断裂被粘合,康有为的全部思想体系宣告最终构成和成熟。甚至连康有为自己都满意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的地步。李泽厚说,确实,自此,康有为的思想也没有再进一步。

三是大同社会构想。见之于康有为威名显赫的《大同书》一书。十部大同指《大同书》由十部分组成,浩淼如烟,在那个时代,不知震撼了多少人。如历上天入地之游,想象极乐与极苦之世界,以悲天悯人,普救苍生的胸怀,写就大同书,构建社会理论。这不但是圣人之志,更是圣人所为。大同理想,多被思想学术界称为近代以来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另二者分别是洪秀全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和孙中山的革命派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之一。原因在于,其在提供了完备的社会理论的同时,在于它建立在一个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相当彻底和激进之下。康有为本人对此并非不清楚,所以,“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足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示人(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大同书》展示出的乌托邦构想所具有的雄伟气魄,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使得为数众多有识之士甘愿倾倒于这一时代天才面前,而谭嗣同更是遵其为“一佛出世”。在我看来,遵其为“佛”,有着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整部大同书,大肆汲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后叙!

四是哲学思想。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自编年谱》、《董氏春秋学》、《中庸注》、《诸天讲》、《礼运注》、《万木草堂口说》等一些著作里。既然是哲学思想,便有基础性,因此,他的哲学思想构成了其全部思想的基础,并和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早期近代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既然其哲学思想是整个思想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也应该,以此开始,一探其秘。

四 以元为体

哲学,都将指向本体论问题。

借助古典,康有为继承了汉代董仲舒的哲学概念,提出了以“元”作为世界的本质。《自编年谱》说: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刑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 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

《礼运注》则说的更加明白:

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皆元之分转变化,万物资始也。”

元,是什么?唐《公羊传注》里说:“元者,气也。”康有为直接引用,说,元者,气也。易称大哉乾元乃统天,天地之本皆运于气。(《春秋董氏学》)

气,是中国哲学里物质或物质性概念。理,则是精神或精神性的概念。理、气先后之争,便是中国哲学里的唯心还是唯物的斗争。这显示出了康有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似乎与传统哲学的唯物派并无不同。但,由于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渗入,康在对“气”的进一步阐释上,却与传统判若有别。气的概念被康有为借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里“以太”、“电”、“元素”饱饱地填满,成了中西合璧的杂糅。这种杂糅使得康有的哲学在解决不得不面对的精神问题时,发生了用自然科学概念解释精神现象的情况。甚至欢呼着电就是精神、精神就是电。如言“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气也,魂也”(《大同书》)

在上述唯物论的基础上,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深刻影响了康有为。

在涉及人性论方面,康有为摈弃了孔孟,不承认性本善,亦摈弃了性恶论,而是选择了皈依告子“性无善恶”之说。这是一种自然人性论。由此出发,首先第一点,康有为便提出解除天理禁锢,倡导人欲平常。从而提倡个性自由和个体权利,肯定世俗欢乐和地上幸福。其次,便导出第二个结论,即人性平等论。

而在历史观方面,康有为则通过《公羊三世说》,引申出发展的历史观。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真正的孔子之道(即圣人之道)是“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这句话直接落实到政治体制,实际上是“由君主而君民而民主,由专职而立宪而共和。”

上述论点,无疑是对当时封建思想的一种极为彻底的反叛。集中昭示和宣扬了当时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终结,另一方面,它又显示了,中国近代哲学将要真正开始。

有传统,有新意,有古代,有今朝,有己货,有外货,有旧瓶子,也有新酒。这是乱世哲学的特点。社会动荡不安,瞬息万变,任何思想都来不及沉淀,于是更多是泊来,更多是拼凑,更多是杂糅。但也俨然一体,蔚为宏大。

康有为的哲学,时代性极其明显。这既是康有为哲学的凸出,又是他的局限。

我们暂时离开那个能生万物的元、气、电。

五 大同梦想

按照今天的概念,《大同书》其实是康有为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这是一部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很大程度上共性的有关社会的空想学说。

就社会学说而言,如果说,在《戊戌奏稿》及其他著作中,康有为最后总计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国改良派的现实政治纲领,那么,《大同书》里,康有为却是第一个意欲构建这种改良主义最高目标的人。也就是说,康有为通过刻画“大同世界”,为当时的改良派的未来指明了路线。而另一层意义,是通过昭示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来把自我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因为当时改良派的主张也有诸多局限性。为了解决这种历史悲剧性的局限,必须设置“远景”和“愿景”。

基于此,翻开《大同书》,我们就更容易去读解了。

(一)揭露和批判

十部大同。分别是:甲、“入世界观众苦”;乙、“去国界合大地”;丙、“去级界平民族”;丁、“去种界同人类”;戊、“去形界保独立”;己、“去家界为天民”;庚、“去产界公生业”;辛、“去乱界治太平”;壬、“去类界爱众生”;癸、“去苦界至极乐”。十部分中,最重要的,当然,也就是那些与现实有着最紧密和最迫切关系的部分。

就第一部分而言,其实确实有着宗教意味的存在。康有为列举了诸多众苦,比如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等等,在论述诸苦时,康有为其实已经明确揭露了这样一种人生和社会形态---贫穷、愚昧、剥削、野蛮……这些基本出自封建专制的压迫。在这些广泛的揭露中,人民之苦尤其是下层平民之苦,得到昭然若示。“寒门穷子,边蛮奴隶,又占男子十分之七八”,对这种出生便被奴役的遭遇,康有为深深慨叹和不平,从而提出“同是天子,实为同胞”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诉苦,是为了求甜。在劳役之苦,压榨之苦,贱者之苦,阶级之苦……的基础之上,康有为为摆脱苦难境地进行了呼号,进而画出了他理想社会的美丽。

所以,通过描述“入世界观众苦”,《大同书》一开始,在有着理论假设的同时,更加潜含着巨大的现实揭露和批判因素。并且,也充满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基调。

(二)大同世界经济学

但大同世界里,人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康有为指明了劳动和财产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而且这样的社会,显然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完善,科学技术极端发达的社会。于是,人们被这样安排:人人皆须工作,不许不劳而获。人人“禁懒惰”。社会财产归“大同政府”所有,在进行分配时要做到“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敛天物”。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没有阶级,一切平等。

空想社会主义里的经济学,大抵都如此。

(三)社会结构

人人自由、独立、平等,在公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还得保障个体的绝对自由。但这不正是卢梭等人天赋人权观念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晚清中国的翻版吗?家人强合人苦。“夫天下之至大者,莫如意见矣,强东意见而从西意见,既亦相反,即难相从,不从则极逆,从之则极苦。”所以,要去家界为天民,康有为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家天下”的宗法家族制度所导致的极度不平等,要求坚决废除。

但在对废除封建家族宗法之余,《大同书》却做了荒唐的构想,即男女自由同居,儿童公有,并有公办的“养婴院”统一抚养。

而关于女性问题。康有为极力要求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去形界保独立”中,很大一部分篇章,都献给了女性权利问题。他在书中指出“男与女岁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

(四) 政治制度

这样的社会当然没有国家。没有统治阶级。只有一个“公政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首先,康有为明确指出,大同世界的政府只要是一种经济文化管理机构,而非统治机构。大同之世,百司皆有,而无兵刑两官,没有军队,没有刑罚,没有君主,没有贵族。而公政府的产生来自全体人民公选的“智人”。这和柏拉图的由金质的人“哲学家治国”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

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描述这种理想时,指出“由君主而民主可无一跃飞越之理”,这种完美的民主,非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通过有限制的君主立宪,逐步发展。

但可气的是,康有为也存在不少的自相矛盾。在描述人人皆平等时,在“去种界同人类”一章,又宣扬了白人是优种黑人是劣等,后者需改种进化的种族歧视论调。

而最后一章,去类界爱终生,则主要是康有为的佛学体现了。

六 大同现实

康有为一贯借用孔子自喻,说自己“其志岁在大同,其事只在小康”(《孔子改制考》)。其学生梁启超也评价康有为说他“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这也是后人批判评价康有为虚伪、双面、演员的原因所在。

其实,这根本不是康有为的人格弊病,而是其思想体系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所致。具体矛盾,上述已经多少涉及了一些。而其整部大同理论,都存在诸多矛盾。这是康有为在思想根基上的深刻矛盾造成的。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矛盾造成的。

这种矛盾性,也就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局限性。

机械渐进的历史观,是造成康有为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康所在的历史时代,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而其历史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正面临彻底瓦解和整体崩溃。不是机械的渐进,而是渐进基础上的突变。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阶段,就像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说的“高山滚石”,巨石呈受阻而冲撞和跳跃之势。又好比一个癌症患者,不是些微癌细胞可放疗化疗解决,而是极其散布需要整个器官一并切除。不是简单改良所能了事,只能革命彻底掀翻和重建。

康有为的大同构想,与帝俄时代的圣西门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想主义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根子上完全不同。法国圣西门主义,旨在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而康有为恰恰相反,他却旨在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并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理性世界的向往。而学界称其为“中国近代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之一,我个人是极不赞成的。

君不见,天赋人权说,人人平等说,大同民主说,民主主义说,自由说,人本主义说,不都是鲜活的例证吗?

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通往大同之路。

但《大同书》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唤起了当时急需被唤醒的人们。那么,大同构想的启蒙价值是巨大的。所以,不久,革命派代表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即将要闪亮登场了。那是后话。

但我们知道,直到五四运动、直到新文化运动、直到鲁迅。。。。。。甚至直到今天,揭露和批判封建思想,也没有彻底完成。

歌德说,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说的真是伟大。但,勾画未来,应该更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吧。

七 尾声

不光是康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甚至整个中国思想史,我在多年前已经做过研究。而中国近代思想史,只有两个人的专著可以一读,一个是王尔敏,一个是李泽厚。相比而言,作为美学家的李泽厚似乎更好一点,但我一样不是特别喜欢。李泽厚是一个过于啰嗦的著者。这篇文章主要是基于对上述二位的专著的阅读记忆和自己的理解写就。

这篇专门研究评议康有为的散论性文章是为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名叫翟亮的在职研究生专门撰写的。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时间。几天前,翟亮告诉我他正在读康有为的《大同书》。我瞬间做此决定并定了这个标题。原因很简单:时至今日,除了一些专门领域,已经没有几个会对康有为感兴趣了。所以,我要多说一点。

康有为的时代,当他在努力撰写《大同书》等思想著作时,德国的尼采正在向上帝发难,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已经构思出了存在主义,英国的约翰.密尔已经构建了完备的自由主义体系,而法国的社会学之父孔德已经和盘拖出了实证主义,斯宾塞在英国已经比达尔文还要早地提出了社会进化论,德国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也正在创作中,库利在美国也已提出了“镜中我”理论……

而遥远的中国,同时,只有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才有能拿的出手的思想和著作。

那么,我愿意抽出一点时间,对其思想做一次简单而粗略的巡礼,并籍此给翟亮同学一点鼓励。

(作者 刘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2014年1月3日)

(文章来源:广东未央律师事务所刘峰律师,地址:广州白云区机场路1630号方圆白云时光635、636室,电话:18613049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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