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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律师:正天下人心还是正天下制度?

时间:2013-1-1 6:36:19阅读量:

刘峰律师:正天下人心还是正天下制度?

--小思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把反腐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是天真》一文

 

到底谁坏才是真正的坏,到底谁才真正不该坏。

民说,制度坏了,我们的心也跟着散了。官说,人心坏了,制度崩了,队伍不好带了。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把反腐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是天真》一文在反腐话题白热化之际抛了出来,继而遭到的是激烈的批驳:天真?是。。。。。。你!

 

其实方教授还是试图以学术的严谨性写作此文的。所以他说是完全靠制度是不现实的。“完全”二字意味着任何绝对性倾向的不可靠。方教授也提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立论点还是认为正心才是前提,显然,这归根结底还是奔着那些喋喋不休的制度论者去的。所以他说:“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那么,什么是制度之基呢?就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呢?有时候它就是人心,就是社会风气。方教授演绎了这样一套逻辑。

 

我想,我是从方文中读到了很多东西的。有没有读到多少真理暂且不论,但我们确实能感受的到方教授对时下人心的隐隐忧虑。方教授是敏锐的,谁即便不能认为当下的人心有多坏,但是说能好到哪里也是不实际的。但问题是,那么,又何谓人心的好坏?又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人心的好坏。如果说人心的好坏决定了制度的好坏,既然人心坏了,那么又是什么来决定人心的好坏?

 

人心和社会风气万万划不得等号。方教授将二者划上了等号,大概是因他不知道该如何来定义人心吧。不管人心该怎么定义,能否清楚而又准确地定义,但大抵每一个时代的关注者都是要对它进行关注的。春秋末年,诸雄为各自利益和天下江山连年乱战,民不聊生,人心是好不到哪儿去的。因为好人估计连活着的权利可能随时都会丧失。孔子缘人情制礼乐,就是想匡正一下世人的心。可见,看到人心的根本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孔子想匡的还是那些诸侯士大夫的心。与此类似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也看到了各个城邦人心的混乱、愚昧、邪恶阴险、自私自利,他发愤图强,苦思冥想,构建了他的理想国。他也是看到了这种人心的作为根本的性质。但问题还是在的啊,人心已如此,又该拿什么来改变人心呢,总不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这个问题是谁都无法回避的。柏拉图自然是想解决问题的,于是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详尽的教育方案,他甚至竟然直言不讳地提出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本人甚至把教育称为“惟一重大的事情”(The one great thing)。在柏拉图那里,教育是一种积极手段,统治者可以通过教育而将人性朝着正确的方向塑造。方教授也一样,既然问题说到这里了,他也得发表一点意见。但方教授想到的是朱儒理学,想到义利、均寡、贤能、养士。但这些东西先抛开是否合理不谈,与其说是作为正心之用,不如说是具体社会建设的制度规范。可见,人心最终又和制度走到了一起。孔子的礼乐也是如此。而柏拉图,在从对理想国的迷梦中醒来后,他也不得不在《法律篇》中承认,尽管理想国是最优的期待,但实际上,还得走向次优的法律国。治理理想国中的那些哲人王,和理想国中富有知识和善良德性的齐刷刷人民,只是梦而已。

 

其实,哪有普遍的人性,又到哪里去找统一的人心。这里他是好人,那里,他却被当成坏人。这一刻他是坏人,那一刻他看起来又一点都不坏。反腐也好,法治也罢,甚至更为宏大的政治制度,不过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人的主张和统治之上。谈政治,忘却了阶级,方教授的政治学涵养可能一般了。

 

要谈人心,也只能在文化层面上谈,甚至更具体一点,在思想史上谈谈,在地域性的民风民俗上谈谈,在历史心理的积淀上谈谈,但不管在上述哪一方面谈,以此作为包括反腐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方教授此言差矣。方教授到可以学学孔子和柏拉图,多谈谈的不是民心,而是官心。

 

但方教授也有值得称道的一面。除了上面讲到的他的敏锐的社会触觉,和善良的忧虑之心,我想,至少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颇具思辨价值的世界性社会难题:到底是应该先正天下人心,还是先正天下制度?

 

其实这个问题,我个人已经提出了看法。朱元璋说,治乱世用重典。所以人心不得不察,察之而制之,后治之。可见,正人心和制制度根本上就分不开。在很多时候,根本上也就是一回事。换句话来说,某种意义上,人心就是制度,制度就是人心。我们要做的,是防止这二者被生硬地分开了。然后中间一道鸿沟闪现。

 

司马迁说,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不假。腐败不就是你这么来的吧。如果那些官僚们都是太监,不用担心还会有女色腐败吧。如果他们都是石头人,贪污敛财还怎么可能。只可惜,他们不是,而且既不是孔子眼里的圣人,也不是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他们都只是有情有欲,有血有肉,有善有恶的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人罢了。

 

只是他还不只是那个人,还是个官,是手里有权的人,有机会有条件趋善向恶的人。

 

人心与制度活生生就是一回事,非活脱脱拆开来干什么。非得挖一条自迷的歧途?

 

如果我偏袒一下方教授,可以说他说的也对,反腐,当然应该先正心,但不是正老百姓的心。上梁不正下梁歪。而是得去正正那群贪官污吏们的心,但怎么正呢?靠方教授提到的那儒家四条显然不行,那四条哪一条不是封建统治伎俩的精华?官心歪成那个样子了,不去正官心揪着民心不放有啥意义。民心是什么?民心恰恰是要求正官之歪心之心。而要达到这一点,还是得制度。一切又回来了。天下,不管是客观上,还是在这些已经歪的腐败官员的主观内心中,都是他们的。所以,正天下人心,关键也就是正他们的心。老百姓只有自己的一点私生活,和天下毫厘无干。

 

对于民心,歪一点还是正一点已经无足轻重了。即便不歪,公检法都在等着收拾你呢,更何况你还想歪多?民心尚好,但民气却得提一提。提到什么程度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时候我看也就差不多了。

 

老百姓的心应该老百姓自己和法律决定,而腐败分子的心应该由老百姓和法律决定。此正,则彼正矣。

 

俺也不知道大家懂俺的意思了不,方教授懂了不,那些批判方教授的懂了不。

 

嗟!

 

附: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把反腐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是天真》一文